自进入老境，我时时想起康濯同志。
我与康濯同志相识于1952年，那时我高校毕业分配到丁玲主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继续深造，康濯是所部的副秘书长，处理所部的日常工作。他年龄刚30出头，他既忙于所里的日常行政工作，又忙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朝气勃勃，我总觉得他每天有用不完的干劲，终日似乎一刻也闲不下来。在所期间，我听过他的两次讲座，一次是他谈创作《我的两家房东》的经验，一次是对丁玲同志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艺术透视。他的口才不能算好，有时还略显得有点口吃，但这些都不影响他对作品的缕缕剖析，丝丝入扣，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侃侃谈来，确有见地，令人历久不忘。
所部除布置每人要有专门的课题研究外，还按时要每人交出习作来。有一次，又要交习作了，我知道班里的同窗学友个个都是高校毕业的高才生，才华横溢，笔锋流处，一泻千里，我不禁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习作迟迟不肯交出，后来无可奈何只写了一篇《重逢》以凑数，事后心犹存余虑，成天有点栖栖皇皇。没想到审批这篇习作竟是康濯同志。我且喜且忧，喜的是康濯已是名闻遐迩的著名作家，很多文学青年要想向他请教，尚不可得，我却能得天独厚，近水楼台，机遇实在难得啊。忧的是自己未免有点浅薄，与那些早有作品面世的人相比就相形见绌了。
过了几天，康濯来找我说，我的那篇习作他看过了，内容还不错，有新鲜感；不过学生腔浓一些，写得多了，就会逐步成熟起来的。他还以他的写作经历作为例子。他说他读中学时班里有些同学对待作文很感头痛，不知如何下笔，但他自己对于作文情有独钟，常受到老师在课堂上的口头表扬，有一次他的一篇作文被同学“偷得去”，抄写一遍，投到报上，居然刊登了出来，对他的启发与鼓励很大，从此开始，他主动投稿，就逐步走上作家之路了。他这一现身说法当然对我是一个启迪。不过他又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你的稿子能再修改一遍吗？”我凭着以往的体验，写文固难，改文更难，但是面对他那企盼又诚挚的目光，我只好勉为其难了，说来也“奇”，经过重新对作品长短得失的思考，提起了笔，似有“神”助，顺顺当当把作品修改好了。自己重读一遍，亦觉增色不少。始信人间的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道理。康濯读到修改过的习作之后，他喜形于色，连声夸奖说：“好，好，改得很好！”他还把这篇习作介绍到外地一家报刊上发表了。在我的记忆中，康濯在“文研所”内内外外，像个大管家，对待同志亦师亦友像个老大哥。
80年代，我知道康濯同志在湖南恢复了文联、作协的领导职务，衷心为他高兴，特地写信去向他祝福。后来我在复他的信中特地提到我还保存了他当年分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记录稿，他得知这一信息高兴地来信说他正应一个学术单位之请，准备重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分析，要我把当年的记录重新抄一份给他，作为他分析比较的参考，看哪些观念仍是正确的，哪些是已经不合时宜的了。我随即找出早已泛黄的记录稿，有的笔迹已经依稀不可辨认，我花了两天时间把它整理一番寄去。可是人间事难以未卜先知，不久，忽然听到他在北京病逝的消息，我如雷击顶，不禁怆然，不知道他收到了我的记录稿否？唉，真是人生苦短太匆匆。不过他那高尚的人品、文品以及对待党的文学事业无限忠诚的高贵精神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